【西街观察】营商改革,由术及道

营商环境改革深入制度肌理。

1月13日召开的市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首场新闻发布会透露,2020年,北京市将把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作为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以法治化建设为主线,把制度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著优势的营商环境制度体系。

突出制度建设,意味着从1.0到3.0的改革举措,绝不是心血来潮的权宜之计,而是具有长期性、连贯性、稳定性的政策体系。以法治化建设为主线,也契合了今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的,“推动出台我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前几年,北京优化营商环境基本是两条线,一是做减法,降低准入门槛,减少审批环节,压缩企业开办时间,换取投资增量;二是做加法,政府主动靠前,上门服务,搭建合作平台,以赢取企业“芳心”。

不过,这些改革大都停留在术的层面,直面企业需求和群众呼声,重在用,效果也往往立竿见影,北京乃至全国营商环境在世界评价体系中连年攀高。但改革越到后期,所剩的空间越窄,面临的挑战越大,触动的利益越深,难啃的骨头越多。营商环境改革也不例外。

“真正的改革难题是技术手段解决不了的。”而中国式改革往往遵循一个规律,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出符合自身发展的有效经验,再通过立法等手段确认为制度。而确认后的制度将继续反哺并推动改革的继续。某种程度上,营商环境的优化改革也在遵循这一路径。去年国家层面首部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出台,便将营商环境建设提到了制度建设层面。

今年北京的做法契合了这一逻辑,并且再进一步。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加快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推行告知承诺审批制度改革,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试行“一枚印章管审批”制度。

告知承诺审批制度改革,是一场真正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这其中,政府角色转变和机构调整是表面,思想革新和权力重新分配是里子。它改的将不仅仅是审批和监管流程,作为发力点,这一变革还将撬动政府治理体系的深刻调整。一方面,告知承诺对接的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监管制度改革;另一方面,事前监管调整为事中事后监管,政府职能部门的权限必然要进行调整。

这当然也是全国“放管服”改革走到今天的生动实践。作为营商环境评价的样本城市之一,北京的改革举措意高而旨远。

在北京乃至全国经济面临新旧动能转换的当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尽可能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是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助力。通过立法和制度层面动刀子,以消除边界宽泛问题,摆脱传统监管路径依赖,增强企业信心,是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地的必由之路。

所谓,术有尽而道无穷。

北京商报评论员肖涌刚

精彩推荐

下载安装手机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