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长期巨额经常账户赤字，而中国、日本及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持续顺差。近年来，围绕“全球经济失衡”的热议不断。

9月19日，在主题为“2026中国与世界经济回顾和展望——全球再平衡与国际货币体系重构”的2026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失衡是国际分工的结果，也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常态。当前全球不平衡仍处于演进过程中，中国经济内部再平衡仍需持续推进，应更好扩大内需、完善社会保障和化解存量风险，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与可持续性。

全球经济失衡成为常态

当前，全球经济失衡并非单一维度的贸易问题，而是国际分工、地缘政治等多领域矛盾交织的结果。多重结构性失衡相互强化，成为现阶段世界经济的显著特征。

全球经济增长中枢下移，贸易增长动力明显失速，构成失衡的宏观底色。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强调，当前世界最大的问题不只是不平衡，而是全球经济面临大衰退。数据显示，美国经济1960年至2008年年均增长3.3%，2008年后降至2.1%；欧元区从3.1%降至0.9%；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从3.4%降至1.7%；全球从3.7%降至2.7%。企业按高增长预期形成产能，外部需求突然下滑，就出现过剩产能、内卷、就业和工资压力，进而影响消费信心。

“二战结束至今已81年，世界人口从25亿增至81亿，规则长期未变，人与自然、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不平衡同步累积；地缘政治冲突、贫富差距扩大、国家间信用紧张共同放大了动荡。”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如是说道。

从全球货物贸易数据看，美国为最大逆差国，中国是最大顺差国，二者差额规模均超1万亿美元。贸易区域结构正在深刻演变，中美双边顺差有所收窄，但中国对欧洲、东南亚及多数发展中国家顺差持续走高，部分新兴经济体出现“对美顺差、对华逆差”的错位。

外部失衡本质是内部结构性矛盾向外投射。对中国而言，房地产深度调整造成居民财富缩水，内需偏弱下，一方面压制进口需求，另一方面较低物价水平形成制造业成本优势，推升对外顺差。相比之下，美国依靠高额财政赤字刺激消费，欧洲高福利、能源成本抬升削弱本土供给能力，最终体现为贸易逆差扩大。

与此同时，新一轮AI科技革命催生“K型发展”，技术红利分配不均带来新形态失衡。瑞银投资银行资深研究顾问汪涛提到，AI资本投入与创新能力方面，美国领跑、中国紧随其后，但广大中等收入与发展中国家难以同步分享技术红利，部分经济体存在被边缘化风险。过去后发国家依托“雁阵模式”承接产业转移实现追赶，在地缘博弈、去全球化趋势下，追赶空间被压缩。

由此，失衡不是暂时噪声，而是低增长、低贸易、高债务背景下的常态。“全球不平衡的现象在未来五到十年有可能加剧。”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表示。

投资与消费之辩

外部失衡背后，国内政策选择成为讨论焦点。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表示，“扩大需求仍是实现经济再平衡的根本之道”。那么，应当优先瞄准投资，还是着力刺激消费？多名经济学家提出不同见解。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明确指出，并不存在“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从经济增长理论及全球长期统计数据观察，资本存量扩张才是经济增长最主要的贡献来源，而消费在增长框架中属于内生变量，由收入、收入预期及居民财富水平决定。相比之下，中国基础设施投资远未饱和，且基础设施和公共投资要看社会效益和长期效益，不能简单用商业回报衡量。因此，提高基础设施投资是启动经济的有效办法。

林毅夫同样更加看重投资在再平衡中的核心地位。“中国GDP占全球比重18%左右，很难依靠国内消费弥补全球82%的外需缺口。”修复经济循环，关键抓手仍是投资，方向包括面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产业升级投资、绿色基建与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同时鼓励企业“走出去”，依托“一带一路”开展海外投资，既消化国内过剩产能，也带动当地收入提升。

李迅雷则认为，当前我国内循环不畅，突出表现为投资、消费增速双双下行，增量资本产出率指标出现明显变化，单纯依靠持续加大资本投入的代价正在抬升。政策导向应当向居民侧倾斜，把增加居民收入、激活消费作为重要目标。

野村证券董事总经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进一步指出，讨论扩投资和促消费，不能只纠结于“做不做”，更要关注“钱怎么花”。建议财政资源一部分用于化解房地产遗留债务，清理企业间庞大的应付账款与坏账，修复社会信用体系；另一部分向居民民生倾斜，改革社保体系，提高底层城乡居民社保待遇，解决3亿多灵活就业人群社保参保难题，定向帮扶低收入群体，以此夯实消费的制度基础，而非简单采取全民发钱模式。

事实上，促消费与扩投资并非简单对立，更不是非此即彼。无论如何，政策重心应从“扩投资规模”转向“投资于人、投资于有效资产、投资于创新”。只有消费修复，企业投资才有回报；只有有效投资，才能创造就业和收入，二者在动态中相互支撑。

政府举债空间足

面对内需不足、结构失衡，财政扩张已成为与会嘉宾的共识。不过新的问题随之出现：谁来加杠杆？财政资金投向哪里？

“中央多发债是方向，但当前最急的是救地方政府财政危机。”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教授、院长姚洋称，不能拿长期手段解决短期问题，短期问题不解决，长期目标也难以实现。

李迅雷认为，我国宏观杠杆水平已超过美国及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过去五年政府债务累计增速达到106%，远高于同期35%的GDP累计增速，债务增长代价不容忽视。我国依然具备政府举债空间，反观美国高通胀环境约束了其进一步举债能力。结构上看，地方政府杠杆已处于高位，居民部门开启缩表，未来加杠杆的主体只能是中央政府。

“我们追求的不是财政平衡，而是财政可持续性，中国财政是可持续的。”余永定强调，当前物价环境提供了政策窗口，应加紧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落实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把规划转化成项目、项目转化为实物工作量。

政策落地的同时，风险不容忽视，财政扩张边界仍需把控。邢自强分析，过去一段时间多项政策单独看均具备合理性，但叠加共振造成广义财政赤字事实上出现收缩，对内需形成顺周期压制。因此，建议优化政策执行方式，避免多项收缩性政策集中落地；扩大中央国债发行之后，财政增量资金应当定向用于中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福利；在推进高收入群体海外收入征税时，做好过渡期安排和市场沟通。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化解债务、完善社保之外，财政也要避免“单打独斗”。汪涛提到，依靠房地产投资拉动经济的时代已经结束，传统地方基建投资的产出效益需要审慎评估，监管层对地方继续扩大举债也存在约束。“企业投资为什么弱？主要还是最终消费偏弱、供给较大，表现为企业利润下降、国内产品价格承压，投资后的回报很低，大家都在‘卷’。因此，要防止过度内卷，推动有序竞争和部分过剩产能逐步出清，并在债务重组的过程中为企业可持续投资创造条件。”

北京商报记者 董晗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