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创造”到“临床能力”，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言医工融合“最后一公里”

 6月17日，北京市政协召开常委会，围绕“推进医疗器械产业创新发展和提质升级，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创新医疗器械产业高地”这一主题进行协商议政。会上，多位市政协委员结合一线实践与深度调研，为破解创新医疗器械“成果落地难”“入院推广慢”等瓶颈建言献策。委员们认为，北京作为全国创新医疗器械的“领头羊”，下一步应着力推动医工深度融合，把医院从单纯的“应用终端”转变为创新的“源头活水”，让“北京创造”真正转化为惠及百姓的“北京临床能力”。

医生从“用”到“造”，角色之变是关键 

市政协常委、北京中医医院急诊科主任姚卫海表示，尽管北京累计获批的国家创新医疗器械数量位居全国榜首，但部分产品在入院推广时仍面临“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其深层次原因在于产品逻辑与临床流程、注册证据与院内决策、医生参与和责任激励之间的“三类错配”。

为此，姚卫海建议，应将“需求清单”做成“临床问题说明书”，由国家医学中心和市属重点医院牵头，围绕急危重症、手术机器人等场景明确疾病负担与诊疗痛点，让企业立项时精准对准临床真问题。他特别提出，可在市属医院试点建立“临床共同设计人”制度，让一线医生从“末端使用者”变为“共同设计者”。“医生不是给产品‘站台’，而是要前置把关患者安全与使用边界。”姚卫海强调，应重点解决医生参与研发的责权利对等问题，明确将研发时间计入科研工作量，依法落实专利署名与转化收益，同时划清合规责任边界，让医生“敢参与、愿参与、规范参与”。

此外，他还建议建设“研发期临床沙盒”和“入院成熟度评价卡”，在合规前提下利用模拟病人、脱敏数据提前验证入院条件。他特别提到，评价卡要允许记录失败与问题，形成“问题清单”而非仅做“成绩单”，让首用成为下一代产品改进的起点。

医院不只看病，也是创新的“源头活水” 

“医院不仅是救死扶伤的场所，更是高端医疗器械产业发展的源头、枢纽和终端。”市政协常委，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张澍田表示，当前攻坚“卡脖子”技术的关键，不仅在于解决“造得出来”的可行性，更要构建发现临床需求转化价值的评价体系，回答好“转化必要性”的问题。

张澍田结合友谊医院实操经验提出，要避免盲目追求“硬科技”，真正有价值的创新必须源于真实临床需求。他分享了消化分中心团队针对内镜手术痛点研发“妙手帽”、使腺瘤检出率提升62%的案例，证明医生深度参与研发并建立“创意—验证—转化—迭代”闭环的重要性。

针对医工合作中的利益分配难题，他建议以合同方式划清研发责任边界与临床贡献归属。他提到，友谊医院王振常院士团队在耳科CT研发中，通过清晰的专利归属与8:5的转化收益分配比例，成功完成1300万元成果转化，极大激发了双方创新活力。此外，他呼吁重视大型设备的小型化改良与AI赋能基层，通过建设国家医疗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让国产器械从“临床可用”走向“临床首选”，真正既能上“高原”也能下基层。

先租后买、先试后采，灵活入院打破“四难” 

“产业发展的核心已从‘能不能批’转向‘用得好不好’。”市政协常委，北京市海淀医院普通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欧云崧说，本土创新器械进入临床仍面临“四难”：医院买不起、患者用不起、招标竞不过、数据改得慢。他以手术机器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和“租赁模式”分别进入海淀医院和首钢医院为例，肯定了北京在灵活入院方式上的有益探索。

欧云崧建议，应大力推广“先租后买”“先试后采”“联合采购”等灵活入院模式，设立专项补贴降低医院引入首台套产品的试错成本。在医保支付端，他呼吁建立灵活的医疗服务项目动态调整机制，适当放宽高端设备临床应用限制，逐步提高报销比例并探索按绩效付费或多元支付方式。针对招投标中的隐性壁垒，他建议实质性提高技术创新与临床价值的评审权重，坚决纠正将“既往销售业绩”作为硬性门槛的不合理限制，让坚持原创的好产品脱颖而出。

最后，他表示创新器械入院不能“一进了之”，需要建立“临床试用+数据反馈+迭代升级”的闭环机制。通过搭建脱敏临床数据合规共享平台，推动临床使用情况及数据反哺企业研发，真正将北京的临床优势与创新优势转化为医疗器械产业发展优势。

北京商报记者 王寅浩